秦朝的商鞅变法有什么作用

秦朝的商鞅变法有什么作用

商鞅于359BC及350BC先后颁布两次变法命令，并于施行前徙木立信，威信既立再大力推行改革。第一次多集中在政治方面，第二次则以经济为主。 一、第一次变法内容： 1. 组织民户：重编户籍，以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，以便征收税项。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，一家犯法，别家必须告发，如不告发同受重罚(连坐法)，告发者则赐爵一级。而重编户籍，使由领主控制下的平民，自此变为国君的民户。 2. 加强劳动力及限制父权：所有男丁到一定年龄，必须分家自立，否则加倍缴税，各立门户的用意是加强生产中的自律性，以免相互依赖、劳逸不均。分家以后，各自照料生活，如儿子借入父亲农具，已是很大恩惠，且儿媳可随时责备婆母。其目的在于对家族制中的父权产生限制作用，使人民心目中，国君地位更超然。 3. 奖励军功：凡立军功者，各按功劳大小受爵赏；私斗者则各按犯罪轻皇受罚。并制定军功爵，分二十级，一至八级为民爵、第九级以上为官爵，其中十至十八级为庶长，十九、二十级为诸侯，到二十级才有食邑。人民立功得爵(战阵上斩敌首一级；爵一级)，得爵后可享各种优待，以鼓励秦人勇武之风(二十等爵：公士、上造、簪袅、不更、大夫、官大夫、公大夫、公乘、五大夫、左庶长、右庶长、左更、中更、右更、少上造、大良造、驷车庶长、大庶长、关内侯、彻侯)。 4. 崇本抑末(重农抑商)：奖励耕织，生产粟帛多，超过一般人产量的得免徭役。工商和游手贫民，连同妻女没为官奴。商鞅的抑末政策，意在防止商贾兼并土地，使秦人民专力从事耕织与战争中求富。同时，令国君独占工商业，也可增强国力。此外，文学游士，属于末业，不许入秦。秦国富强而文化不及东方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法家一般代表商贾的利益，商鞅的抑末是在秦国的特殊措施。 5. 变领主为地主：无军功的宗室(领主)，一概废除名位，按新的军功规定以第其等级，各依等级占有田宅臣妾(奴隶)。此法令许多无军功的领主因而失去特权，变为民户中的富户。至于有军功的宗室，最高爵不过封侯(第十九、二十等)，侯仅收食邑内租税，不直接管理民事，也失去原有的特权。领主制的秦国从此变为地主制的秦国。 商鞅这政策达致中央集权，使国家更趋统一，但这政策必然受到既得利益者(领主)的反抗，以秦太子为首，反对者多至千数，如《史记‧商君列传》载：「商君相秦十年，宗室贵戚多怨望。」商鞅认为：「法令不行，由于贵戚犯法，要行法先从太子开始。」但因太子是嗣君，不便施刑，遂把其师公子虔、公孙贾(领主)行黥刑，第二天新法完全通行，但商鞅亦因此种下杀身之祸。 6. 严刑峻法：法家的政治主张，以严刑峻法为本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商鞅以信赏必罚为原则，令秦民明其所守，国内秩序井然。 二、第二次变法内容： 350BC，秦自雍迁都咸阳，筑宫阙，并公布法令，商鞅于此时实行编重经济的第二次变法。 1. 实施县制：归并各小都、乡邑，聚落为大县，全国共41县，每县各置县令，县令下设县丞、县尉，掌管全县政事，进一步消除当地领主的残余影响，这政策把地方权力收于秦王，配合中央集权的趋势。 2. 开辟阡陌封疆：商鞅承认各人新辟土地的所有权，按各人所占的土地面积定赋税。所谓「阡」，是田间南北车路，「陌」为东西车路。战国时战争用步、骑兵，甚少用战车，故田间无须再留车路，东方各国的阡陌早已开辟为田地，商鞅开阡陌，除了增加耕地面积，亦为认同中原文化的手段。 3. 划一度量衡及移风易俗：商鞅划一斗、桶，权、衡、丈、尺。令全国货物交易，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。此外，因秦是一边远国家，戎狄风俗较多，中原各国的「卑秦」很大程度亦因为此，商鞅遂革除残留的戎狄旧俗，如禁父子兄弟同室居住，这两政策使经济、文化较为落后的秦国，与东方各国的距离拉近。 4. 诱导三晋人民至秦垦耕以实国力：秦国地广人稀，邻近的三晋却土狭民众，商鞅明白「民所欲者田宅也。」(《商君书‧徕民篇》)，遂悬赏招徕邻国人民到秦国种地，商鞅对这些外来移民，给田宅、免兵役，使专事耕织。这样，秦之生产便由这些移民负责，秦民可完全投入兵役，轮番出战，仍有余力。这政策的意义重大，使秦国足食足兵，有战必胜。 经商鞅两次变法，清除秦原有很多弊端，如宗族制、领主制等(此等制度皆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推行)，并使秦成为先进、富强、统一的国家，为日后消灭山东六国奠定基础。但孝公死后，太子(惠王)即位，车裂商鞅，杀其一家；然商鞅的新法，却大体相沿不变，证明惠王虽讨厌商鞅其人，但仍不得不承认其变法的成功。 三、商鞅变法的成效(变法与秦国强盛的关系) 商鞅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。故先鼓励生产令国家富强，另一方面，则推行军国主义，强化战斗力。而变法的推行则依赖法治，藉此也加速中央集权。在文化方面则认同中原文化，以便日后统一中原。 秦国内政上轨道后，商鞅便向外图谋，秦以往曾被魏夺去河西之地，令其势力不得不退到洛水以北，且魏于河西设郡(以重兵防守)，更对秦造成威胁，商鞅遂乘魏、齐交兵之际，出兵魏国收复河西之地，更兵临魏都城安邑，获空前大胜。可见商鞅变法使秦之人力、物力皆富足，确能于战争中孕育有利条件。 1. 《史记‧商君列传》谓：「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悦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」 2. 《战国策》谓：「兵革大强，诸侯畏惧。」 3. 贾谊《过秦论》谓：「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(孝公)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战守之具，外连横而斗诸侯，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地。」 4. 李斯《谏逐客书》谓：「孝公为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，获楚魏文之师，举地千里，至今治强。」 5. 杜佑《通典》谓：「秦孝公用商鞅，鞅以三晋地狭人贫，秦地广人寡，故草不尽垦，地利不尽出；于是诱三晋之人，利其田宅，复三代无知兵事，而务本于内；而使秦人应敌于外。故废井田，制阡陌，任其所耕，不限多少，数年之间，国富兵强，天下无敌。」 6. 《荀子‧强国篇》记商鞅死后秦之民风谓：「入境观其风俗，其声乐不流，其服不挑，甚畏有司而顺，其百吏肃严莫不恭俭，敦敬忠信而不抚，古之吏也。出于其门，入于宫门，出于宫门，归于其家，无有私事也，不比周，不朋党，惕然莫不公然而公也，此古之士大夫也。」 除《通典》外，皆为与商鞅年代相约之人，其记载的属当代史，除可信外，亦能明白当时变法的成效，及时人对变法之评价。可知商鞅变法实为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中，较为成功的一次。 四、商鞅变法的成功因素：(简述) 1.顺应变法的潮流，加上秦位处西陲，避开外力干扰；且秦固有文化低落，易吸收较高的文化。 2.秦孝公全力支持，绝对信任商鞅。 3.有充裕的时间，施行十年，令百姓能适应及接受 4.厉行法治，赏罚分明，人民知所遵守。 5.重农抑商，令百姓温饱，故获人民拥护。 6.商鞅具全盘计划，如徙木立信，先奖励生产与军功，然后才迁都求出击。